实名举报晋城市泽州县高都镇大兴村村书记原海军盗挖国土资源

本网讯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晋商的辉煌又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崛起和对外贸易。

成于能源，败也在能源。从近五年的山西反腐来看，无论是位高权重的当权者，还是基层的村干部，都想从矿产上咬下一口肥肉，塞入自己的囊中。

而在晋城市泽州县高都镇大兴村，一条大沟成为了透视基层治理困境的棱镜。

原某军，担任大兴村村支书数十年之久，他不但没有承担起村支书的责任，反而明目张胆的带头侵犯村集体的权益，盗挖采矿、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置村民利益于不顾。

一、一个村庄与一条沟

大兴村位于泽州县东部丘陵地区，距晋城市区22公里，与陵川县接壤-。全村232户、758口人，守着2200亩耕地和2472亩林地-。在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里，一条大沟本应是自然地貌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为环境污染与权力博弈的现场。

据村民反映，大兴村党支部书记原某军将村内的一条大沟承包给他人，并签订了承包合同。随后，原某军又将在同区域内私自盗挖的固体废物煤矸石向沟内大量倾倒，对当地的地下水源、土壤、空气造成污染。目前，被倾倒在沟内的煤矸石，已引起多起自燃起火，村内

空气弥漫着臭味。而为了掩盖沟里的煤矸石，原某军又在上面盖上了生活垃圾，让这条村内的沟真正成为了一条污染源头。

二、人物与关系：一个值得追问的图谱

通过公开信息显示，与原某军有深切关系的是高都镇党委书记任某华、泽州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晁某锋，晋城市副市长张某，此前曾任泽州县委书记。

据知情人透露，高都镇党委书记任某华的公公是大兴村人，曾在山西省水利部担任重要职务，其爱人还在泽州县内开办考公机构。

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构成了这起事件中最耐人寻味的注脚。即便关系网本身存疑，村民“给你们一两万别闹了”的说法本身，就已足够说明问题——当权力试图用金钱封住监督的嘴，治理的根基便已动摇。

三、执法为何失灵？

煤矸石：从固废到“定时炸弹”

煤矸石是煤矿开采和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其物质组分的特殊性带来了多重环境隐患——污染持续时间长、治理难度大、影响范围广，跨越水体、土壤、大气多个环境要素-。倾倒的煤矸石一旦自燃，会释放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气体，严重影响周边空气质量-。

泽州县并非没有治理煤矸石的决心。2026年5月，泽州县专门召开煤矸石综合利用座谈会，探讨治理与资源化利用路径。2026年7月，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4起涉固体废物类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随意倾倒煤矸石的企业被处以罚款10万元。

但问题在于：罚款之后呢？

据反映，大兴村事件中官方给出的处罚是“罚款10万元并清理煤矸石”，但实际上煤矸石并未清理。罚款交了，污染还在——这几乎是环境执法领域最尴尬的写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尾矿、煤矸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停止使用后未按规定封场的，可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罚款只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当罚款成为终点而非起点，执法的威慑力便大打折扣。

非法采矿：高压之下的“灯下黑”

在非法采矿问题上，泽州县近年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2025年7月1日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明确：执法部门可直接查封、扣押、没收非法采矿设备。2026年1月，泽州县自然资源局深夜联动，成功制止山河镇一起非法盗采案件-。春节期间，泽州县更是以“24小时监控、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夜间突查”四箭齐发，对非法采矿形成合围之势-。

然而，这些雷霆手段似乎未能覆盖到大兴村的那条沟。当执法风暴掠过山河镇、金村镇、柳树口镇时，为何偏偏绕过了高都镇大兴村？

如果镇委和村书记确实主导了这两件事，那么问题就不仅是“监管缺位”，而是监管者本身就是违法者。泽州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县应急管理局——这些本应各司其职的监管部门，在面对镇村两级主要领导的违法行为时，究竟是不知情、管不了，还是不愿管？

四、部门纠葛：谁的职责，谁的责任？

这两起事件至少涉及三个县级部门：

泽州县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查处非法采矿行为。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环境污染行为的主管查处部门。

泽州县应急管理局：煤矸石自燃起火涉及安全隐患。

当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和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同时成为违法行为的“主导者”，这三个部门面对的就不只是两起普通的违法案件，而是一道权力与法律如何博弈的考题。

村民曾阻拦、曾举报12345。举报之后，环保局就有了现场执法证据图片。这说明执法部门并非不知情，而是知情后未能有效处置。一纸罚单之后，污染依旧、开采依旧——执法沦为走过场，监管沦为橡皮图章。

五、更深层的追问

如果将目光从大兴村这条沟移开，看到的是一幅更大的图景：

第一，基层权力的监督何以失效？ 村书记承包村内大沟、主导倾倒煤矸石和非法采矿——这不是外来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是村庄治理者自身的违法行为。当“守门人”变成了“破坏者”，村民的监督渠道还有多少效力？举报12345之后，换来的是“给你们一两万别闹了”的回应。金钱封口、权力压人——这是对基层民主最直接的嘲弄。

第二，环保督察的闭环在哪里？2025年6月，晋城市委书记王震在调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整改时，要求“严格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但大兴村的案例表明：罚款收了、文件发了，污染还在。执法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最长的一公里。

第三，关系网是否真能“网”住正义？ 尽管任某华与晁某锋的亲属关系、晁某锋与张某的同学关系均无法证实，但村民之所以提及这些关系，本身就说明了一种普遍的信任缺失。在基层治理中，比关系网是否存在更重要的，是群众认为它存在。这种认知本身就在侵蚀着基层政权的公信力。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在2014年，担任大兴村村支书的原某军就曾因为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15万元而被作为小官巨贪的典型，被纪委全网点名通报。十余年过去，有案在身的原某军不但没有得到惩戒，

反而在大兴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位置上依旧安稳度日，明目张胆的敛财，这本身就是对各监管部门的责问！

大兴村的那条大沟，如今仍在冒着烟。

煤矸石不会自己消失，非法采石留下的矿坑不会自己愈合。但比物理修复更艰难的，是制度的修复、信任的修复、权力的修复。

当一纸罚单不能换来环境的改善，当一次举报不能换来执法的落实，当村书记可以一边承包集体资源一边违法倾倒——治理就成了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

泽州县正在推进煤矸石综合利用和矿产资源秩序整顿-，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如果没有对每一起具体违法案件的彻查、对每一个失职部门的追责、对每一条举报线索的闭环处理，再宏大的治理蓝图也将在基层的“灯下黑”中黯然失色。